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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dhair100 · Wysłany: Sob 9:47, 19 Mar 2011 Temat postu: 读懂上海系

读懂上海系列之三：上海人、温州人与台湾人
要读懂上海与上海人，必须把上海人与外地人进行比较。上海人与北方人的差距，那是十分的显著。上海人不仅不能接受北方汉子的“爷们”气，也无法消受梁山好汉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粗犷。对此你也可以将此归为南人与北人的差异，似乎只是地理气候与经济发展的差异造成的差别，一旦中国东部南北经济差异缩小，也许上海人与北方人的这种区别将不复存在。但拿上海人与温州人和台湾人进行比较，你就更能看清上海人的优缺点。因为这两个地方与上海一样，都可归为南方人。先说温州人与上海人的异同。我这里说的温州人，实际应不仅限于温州，还包括整个浙江，但温州人在浙江人中，无疑最能体现整个浙江的人文精神。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把温州人推到了风口浪尖，全国还没有那个地方像温州人这样，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温州人的象征与符号，那就是市场，仿佛温州人的血液中天然含有市场的基因。温州人的市场不是与官权或欺诈联系，而是与敢干敢闯敢冒险,[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不怕吃苦不怕累的品质联系。这种品质，正是49年之前上海人的品质。但解放后的计划经济，把上海人的这种品质彻底打磨掉了，倒是较少受计划经济影响的温州人（浙江人）重新拾起了被上海人丢掉的这种品质。实际上海人本来就是由江浙两省的移民构成，温州人在上海也占不小的比例。如果探究温州人何以会天生具有市场的基因，这不能不提到晚清之际活跃于温州永嘉地区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它与传统儒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提倡功利。该学派主张利与义的统一，“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该学说对董仲舒提出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表示异议，曰：“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 故被人称为“事功学派”。正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所指出的：“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按语）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永嘉学派就是代表这些新兴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要求抵御外侮（抗金），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晚清西学东渐，永嘉之学在温州亦重得当地学人的重视。从晚清温州学人对中西文化的辩证态度，可以看出很多永嘉学派的内在精神。永嘉学派对程朱理学的反思和怀疑，对事功的推崇和实践，更重要的是永嘉学派对“合内外之道”的不懈追求和可贵探索，使得温州学人在文化路线上采取了既有别于国粹派、又有别于西化派的态度，他们对西学的躬亲实践更是超越了当时知识界的大多数流派。随着上海开埠，大量温州商人与学人涌入上海，永嘉学派构成了上海文化的一个本土的重要来源。如果不从永嘉学派的影响入手，我们就无法解释温州人市场基因的来源。有些人认为，温州人之所以敢于抛弃故土闯遍中国、闯遍世界，在于温州临海，且地少人多。但类似温州的情况，沿海地区不在少数。福建福州市下面的福清县，既是临海，又是人多地少。但这里的人与温州人的想法不同，他们热衷的是偷渡。改革开放带来的是温州文化的崛起与上海文化的衰落。比较一下温州人的成功与上海人的失败，也可以给我们某些启迪。温州乡下，基本是传统的宗族社会。一个自然村基本是一个或几个宗族。这些生活于闭塞的乡土社会中的农民，要改变自身的命运，只有靠自己。他们不像上海人没有组织、国家、政府这些资源可以依靠。一个村子几百几千号人中，有些文化、会说国语的年轻人并不多，而脑子好、肯吃苦的更少。这些乡村精英在外面闯世界需要原始资本，于是一家一族拿出积蓄,[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供这些精英外出闯荡。如果第一个人靠回收旧阀门捞到了第一桶金，那么这个村子今后就是阀门村。如果这个年轻人第一次闯荡失败、血本无归，那么在上海，他也许这辈子就完了。因为在上海，支持你的最多是你的同胞兄弟姐妹，而同胞兄弟姐妹的财力有限，只能支撑你一次。但在温州乡下，这个精英就如同电子游戏“魂斗罗”中的人，他有好几条命。只要你不是因吃喝嫖赌而输，那么家族、宗族还会凑第二笔钱给你，有的甚至能凑第三笔钱。这是温州人厉害的根本原因。上海也有不少靠自己力量打拼成功的私营业主，他们与温州同行比较，既没有家族的资源，也少了家族的羁绊。温州人与意大利人相似，好依靠家族势力打天下。但“成也萧何败萧何”，家族宗族这些传统资源既是温州人崛起的资源，也是他们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或许上海人与温州人的区别也会重现西北欧与东南欧的区别？拿上海人与台湾人比较，有趣的事更多。上海人称台湾人为“台巴子”，巴子就是乡下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人与台湾人先后涌进上海。但是上海人不称香港人为巴子，却把台湾人称为巴子，这是何故？原来上海有“笑土不笑贫”的文化传统。你贫穷不会被人看不起，但你土里土气，不知道大城市的规矩，那是要被小市民笑话的。台湾人之所以被上海人看做巴子，缘于第一批登陆上海的台湾人好炫耀、好吹嘘。他们首先是向上海人炫耀他们的民主制度，实际这是他们刚刚获得的东西，其次是吹嘘自己的富有及与政界的关系。这些品质，你在香港人身上是看不见的，绝不会有香港人向你吹嘘他与港督或特首的关系。因为吹了也没用，反而会惹上麻烦。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在上海生活，另一批素质迥异的台湾人出现在上海人的面前。这批台湾人没有好吹嘘、好炫耀的特点，相反却有着老派上海人的特点——温良恭俭让。为何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台湾人呢？原来这在台湾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今日台湾，政治上分为蓝绿两大阵营，社会上分为外省人与本省人两大族群。所谓的绿营或本省人则是讲闽南话的较早进入台湾的一族，而蓝营则是49年之后进入的讲国语的一族,[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先期进入上海的台湾人中，可能绿营的闽南人多，而后期进入带有老上海人特征的，可能蓝营的居多。当然，这只是笔者根据个人经验的猜测，未经社会学调查资料证实。49年，从上海进入台湾的约有10万之众。获得2010年诺贝尔奖的高锟，就在那时离沪抵台的人群中。民国年间在上海形成的积极的理性主义精神，就是被这一族群带入台湾的。所以真正的上海人其实一直生活在海峡东侧的岛屿上，他的原生地，已被另一种文化征服。49年之后的台湾，已然出现了两种文化的对峙，一方是国民党带去的上海人的积极的理性主义文化，这是一种精英文化；另一方是当地土生土长的闽南文化。台湾的闽南文化与大陆福建的闽南文化基本无差别，属于同一地域孕育的一种文化。稍微不同的只是，台湾由于日本皇民化的统治，台湾闽南文化对中原文化更有敌意。闽南文化与中国传统的中原儒家文化有所不同，基本上属于一种草根文化，迫于生计的压力，闽南文化更多带有动物的本能主义与实用主义，比儒家文化的理性规制更少，这一点，已由台湾的扁总统加以充分诠释。改革开放以来，闽南地区民众致富欲望非常强烈，由于缺少理性规制，故而走私、制贩假烟与偷渡成为福建人的污点。大陆股市中，资深的人士都知道，对于福建上市公司的年报该如何判读。从福建人来解读台湾的绿营，我们就很能理解何以台湾人在上海会变成台巴子。从上海移植到台湾的积极理性主义文化在台湾得到进一步的良性发展。一方面是台湾当局在49年之后对美国基督教文化的倍加推崇，一方面是台湾当局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积极复兴，使台湾形成了西体中用的中华新文化。台湾人到上海后，上海人一向习焉不察的一种品质被台湾人发现。台湾人很崇尚“专业”（professional），常会夸奖一个人“专业”，实际也就是表扬此人敬业。上海人由于市民理性较发达，故而一般都比较敬业、勤业。对此，一般上海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应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职业伦理），谈不上是什么优点。而儒家传统文化有“君子不器”的传统，认为执着于专业要求会有损于“义”的践行。从专业的角度来比较温州人与上海人，我们会发现，上海人比温州人更专业。在人生价值上，温州人与当下中国人一样，崇尚功利实在，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客观贡献，而在主观享受。这个主观享受的客观标准就是钱，你挣得钱越多，你的价值越高。但上海人却非如此，而是崇尚成功与对社会的贡献（当然不是所有上海人都如此认为）。这里就有上海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敬畏与热爱。在多数上海人看来，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挣的钱的多少，而在于他在行业内的成就与贡献。这也是上海人不屑于“爷们”气概的一个重要原因。台湾人崇尚“专业”，这在蓝营绿营、本省外省人中是否有差别？笔者不得而知。还望台湾当地人能仔细分辨之。从温州人、台湾人与上海人的比较中我们会发现，这三地人在市场化、城市化、理性化这三个问题上有交集，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与温州人比较，上海人对于市场化的竞争、拼搏精神不如温州人，但温州人在城市化所要求的摆脱家族观念上要落后于上海人。与台湾人比较，上海人在理性化上明显不如蓝营的台湾人。这表现在上海人缺乏消极正义的价值观念，犬儒精神强烈。中国学人，无论中学西学，都以正义为天命，但对何者为正义却并不明了。49年之际，持消极正义观的胡适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及至文革后，留下来的学人都放弃了天命，做起了犬儒，而南渡台湾的一批学人却把中华文化的天命发扬光大。小小一个台湾岛，人口只有大陆的五十几分之一，但无论在哪个领域，都是人才济济、群星璀璨，贡献出了那么多的世界级名人。发端于上海滩的“待人公平无歧视，办事诚信讲规则”的信条，真正成为了台湾人的普遍的做人准则。改革开放使上海人从温州人和台湾人的身上重新发现了自己，发现了曾经孕育出顾准、王若望、王元化的积极的理性主义，发现了过去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上海人的灵魂。上海要崛起，就要重新找回自己的天命与灵魂。完2010-5-24
The exclusionThe head teacher wrote to the parents of R and F telling them that neither R nor F could come back to school, but that they would be given help in completing their course at home. He should, of course, have told the parents immediately, ideally by telephone followed by a letter, of their right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to the governing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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