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rniej Pokemon

ghdhair100 · Wysłany: Śro 11:04, 02 Mar 2011 Temat postu: 四十年前的

1968年12月22日，一个冬至日。晚上，在粤北连山县和湖南江华县、广西贺县交界的一个叫做“大眼”的深山坳里，寒风呼啸，气温大约在摄氏零度左右。这里有两三栋用河滩石头垒起来的房子，其中一间大约150平米、我们叫做“大仓库”的独立房子里，昏暗的马灯下有一群衣衫单薄的青年人，正聚集这从墙上挂着的喇叭里，倾听从公社有线广播中传来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员一字一顿、腔圆字正地朗诵着“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听罢，大家激动起来，分头行动，抄写“最高指示”，制作标语，然后敲锣打鼓，连夜到几公里外的大眼村向贫下中农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40年前的那个冬天，我是上述故事中的当事者之一。那是“国营上草农林垦殖场”的一个“连队”，有72位知青在这里“战天斗地”。听到了这一“最新指示”，我们知道，会有大批的知识青年加入我们的行列。但是，只有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影响中国一代人、历史上留下深刻影响的“知青运动”的“动员令”。
但是，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早已拉开。1955年，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毛泽东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就指出：“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先行者有邢燕子（1958年）、董加耕（1961年）、侯隽（1962年）等，他们是自愿到农村去的，并很快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成为青年的榜样。后来，一些地方把初中、高中毕业生成批安排到农村，作为解决青年就业的一种方法。
我出生在粤东一个县城，父母是中小学教师，本来有一个小康之家。但是1958年，父亲被划为“右派”，我们家就一落千丈，堕入社会的底层。因为“地、富、反、坏、右”是“阶级敌人”，所以其子女一律不得升学。我的哥哥姐姐初中毕业后不久，1964年就先后到本县的农村“插户”，成为“知青”。1965年，我初中毕业，尽管学习虽不拔尖也还过得去，但是无法升上高中是“毫无悬念”的。因此，我早就策划“远走高飞”，离开这个把自己视为“贱民”的家乡。获知有“后方农场”到我们县“招工”，于是找人“冒名顶替”去报名。所以自己不敢出面，是因为当时的我看起来完全是个孩子。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我发育迟滞，初中毕业前的体检，我身高只有138厘米，体重仅有34公斤。我知道这样去报名，肯定不会成功。我请一位体魄很好、是县少年游泳队队员的亲戚用我的名去见招工者，果然得以招收。接着，我到我父亲学校向他报告我的决定。他的学校是一个农村中学，离县城5、6公里。当时他已经是“摘帽右派”，不用关起来劳改了，但“帽子拿在群众手中”，随时都可以再扣上，不能上讲台，也不能回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挑着粪桶在给学校菜园的蔬菜上肥。听了我的告诉他我已经决定要到离家大约1000公里的粤北山区去务农，他并没有说什么。当时我是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可以远走高飞，自食其力），所以也不在意他的默然。后来想起，当时他的内心一定很痛苦。母亲也只能无奈地接受我的决定。
1965年10月17日，这是我铭心刻骨的日子。我刚刚16周岁零23天，就和同城的几十位青年，坐上大客车离开家乡，踏上上山下乡之路。我家在粤东南，连山在粤西北，从家乡到连山，要先到广州，然后经广宁怀集，大约有900公里（也可以从广州坐火车到与湖南交界的坪石，再坐汽车到连山，路程超过1000公里）。当年路况、车况都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顺利也得走两三天。每年的10月17日，我都会在心中纪念这个日子。虽然时间可以冲刷一切，但当年的情况，所有细节，包括到广州时带队的农场干部见到我时说：“这孩子实在太小了！”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正是：四十三年，望中尤记，漫漫下乡路！
我们还比较幸运，是到“国营农场”，不像我哥姐他们插队要记工分自己做饭，稍微疏懒或碰上年景不好就没饭吃。我们有工资，由粮食分配，集体开饭。初到时，工资是每月13元。除掉伙食费8元（40斤大米就去掉5块，剩下3块的菜金），剩下5元分上下半月各发一次，每次两块五。终于能够自食其力，我已经很满意。连山县处于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交界的地方，是壮族瑶族自治县，一个偏僻贫穷的山区。我们农场有一百多号知青，开始还种水稻、开荒植树，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部分知青跟着“闹革命”，农场也处于半瘫痪状态。1969年，当时的中共中南局机关五七干校就设在我们农场，我们也并入五七干校。1971年，上草农场撤销，我们所有知青搬迁到四会县大旺农场。这是广东省四大农场之一，有来自广州、佛山、江门、汕头等地的数千名知青。这里是广东著名的血吸虫疫区，消灭血吸虫是农场的一大任务。在这里我成了“赤脚医生”，白天干活晚上给生产队的员工及其子女看病。
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考上肇庆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系离开农场的。从1965年10月17日到1978年5月9日（我是当年“扩招”才入学的，所以比其他同学迟两个多月入学），一共12年6个月零22天的知青生活，期间的种种起伏跌宕的故事，我就不在这里铺陈了。
1978年，政策改变，知青陆续回城。现在我们的农场，只剩下少数知青在那里了。大旺比较近，现在交通也方便，所以这几年经常回去看看。连山比较远，在那里也没有什么认识的人了。但就像全国许多知青都有怀旧情绪一样，我们也结伴回去看了两三次。我是在1999年和2000年回去两次，那里的情况还没有太大的变化，虽然交通略有改善，但农民生活依然贫困。当年我们住的房子，有些已经坍圮，有些虽然破旧但还在住人。睹物思人，回忆往事，感慨之余，分别填了一首词以记其事。2000年填的是：
水调歌头?连山重来
阳春三月，与当年下乡的农友相约到昔日下乡的粤北连山。从1965年下乡至今已35年矣。故人皆老，老屋依然，不禁令人感慨不已！
冷冷连山月，几度梦中寻。
今日有缘相约，千里又登临。
三十五年过去，多少沧桑剧变，霜雪满头侵。
老屋依然在，屋后树森森。
少年志，牛犊劲，赤子心。
穷乡僻壤，鹰扬意欲振山林。
怎奈艰难时势，难免蹉跎岁月，空有建功忱。
回首雄关上，落日浑如金。
这首词基本是纪实。上阕写离开连山多年，依然记忆当时情景。35年后，下乡的农友相约重返旧地。经历过生活磨难和时势变迁，多年不见的农友们，个个都已经满头白发、满脸沧桑。到了当年下乡的驻地，看到老屋依然存在，但屋子后面的小树林，已经高大成材。下阕是回忆当年，我们不少人是抱着一股建设山区的壮志豪情到这穷山僻壤的。当年我们两个连队，一个叫“山鹰”，一个叫“雄鹰”，是希望像鹰一样在山林上高高飞翔。但是在那种“极左”的情势下，也只能徒有报国之心，实则蹉跎岁月。最后一句，“雄关”指广东和广西交界的鹰扬关，在我们当年驻地附近，早年红军曾在这里激战。我们一行，在这里留连，只见夕阳西坠，落日融金，是不是象征我们一代，已经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时候了？
今年是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掀起知青下乡运动40周年。到网上一看，就看到纪念的文章很多。对这一影响整整一代人、几乎和每一个家庭都有联系的运动究竟如何评价，至今依然有很大分歧。文革后，知青回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了“知青文学”，用文学的形式对知青运动进行反思；90时代之后，陆续有知青回到当年下乡的地方“怀旧”，出版回忆录；在学术上，也有一批人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青年学等学科的视角来分析论述知青运动；近年来，一些知青则组织志愿者，用各种形式回馈当年生活、至今依然贫困的农村山区。俨然，知青运动已经转化为一种“知青文化”。
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的经历、家庭背景和文化背景都诸多因素，对某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不同的评价，对知青运动也然。我是一个有将近13年知青生活史的老知青，我对知青运动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化的，但至今我也不敢说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1991年5月8日，我在广州参观完《兵团知情回顾展》，离开前在展览留言本上写下如下的句子：
并非所有的知青都是“别无选择”，
驱使他们的有理想主义；
并非所有的岁月都是磋砣，
风刀霜剑也曾把意志磨砺。
我们有过彷徨、愤懑和叹息，
但是，当我们回首人生，
谁又能够说，
磨砺不是一种财富？
因此哲人说：
那逝去了的，将成为珍贵的回忆。
这可以说是当时我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评价。当然，这是与自己的经历密切相关的。表达的主要有两重意思：一是当年我们中的一些人，是抱着理想主义（当然也是空想主义，甚至是极左思潮煽起来的狂热）走上这条路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在1968年全国性上山下乡运动之前就下乡的青年，许多是自愿自觉地去的。当年我们许多人虽然家庭受到严重打击，但是依然坚信许多主流思想和政治宣传，怀着满腔热忱离开城市奔赴农村山区。我们是一路高唱《革命青年志在四方》、《一代一代往下传》等歌曲从粤东南走向粤西北的。二是我们虽然经历痛苦、磋砣，但艰苦磨炼了我们，成了人生的一笔财富。
在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反思的时候，我这种思想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代表了一种倾向，就是上山下乡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与此相反的一种倾向，是认为这个运动荼毒了整整一代，葬送了这一代人的青春、幸福，应该全盘否定。近年来冷静想想，的确我们大多数人命运是很悲惨的。不看别的，就看和我一起下乡到连山的一群。我们120多个在连山上草农场的潮汕知青，现在不在人世的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8人，占15%。他们中有自杀的，有死于精神病的，有死于意外的，但更多的是死于癌症，大部分死的时候还不足50岁。其余许多回城的知青，日子也相当艰难，因为回去以后分配在一些企业，这些企业都相继破产，他们早早就“下岗”了。即使是在比较好的企业，现在也都退休了，能拿到几百块钱的退休金就算不错的了。更差的人，连老婆都找不到，真正的“家徒四壁”。像我这样在恢复高考以后能够重新读书，并在高校工作的，在120多人中仅此一例。所以有的人说：我们这一代人真是多灾多难，出生的时候遭遇“兵荒马乱”（解放战争前后），发育的时候正逢“饥荒”（大跃进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求学的时候正是上山下乡，恋爱结婚的时候碰到实行晚婚政策，生小孩时候恰好是搞计划生育“一孩化”，回城后撞上的是“下岗”，孩子长大了遇到的是学费高昂．．．一生中每走一步都碰到厄运。这样的说法并非夸大其词。这一代人的不幸，在于我们的命运始终受到时代潮流的裹胁，从来未能体现自己的自由意志。
放大到全国，据统计，从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间，中国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知识青年达1623万人，加上1968年以前的，大约有2000万人。这些人中，因各种原因过早离开人世的，粗略估计有10%，而今日能够成为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的“成功人士”，毕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人则都还生活在社会的水平线以下。这样的情况，能够用“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来搪塞吗？
当然，这代人的苦难的原因，并不能只用上山下乡政策来解释。近年来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目的、政策、过程、效果、影响的学术研究，也找到当年制定上山下乡政策的一些良好初衷或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如果“学究”式的用“学科”来表达，有这样的一些观点：
社会学：一次规模宏大的社会实验――让知识青年参加农村建设，有助于消灭三大差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的事业；
政治学：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防止和平演变；
经济学：大跃进后经济的雕敝，城市和工业无法容纳千万青年就业，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而推行的政策；
青年学：青年在农村经受锻炼，“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完成青年社会化；
教育学：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一场教育革命，是要“彻底砸烂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其中包括废除旧的高考制度；
等等。
但是，学术研究如果脱离当时的“极左”政治背景，只能是隔靴搔痒。
今天，当我回想40年前的那个冬天的时候，我耳边是沉重的历史回声：上山下乡的历史是“文革史”、“‘极左’史”的一个组成部份，这代人的苦难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苦难。我们回顾这段不堪的历史，是希望这样的历史永远不会重演。
Many years ago there lived an Emperor who was so exceedingly fond of fine new clothes that he spent vast sums of money on dress. To him clothes meant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n the world. He took no interes
related links：

[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